一个儿科医生判刑，让整个医疗行业瞬间“自保”
2026年7月，江西抚州儿科医生韩杰医疗事故罪二审维持原判，有期徒刑一年，实刑执行，禁止从事医疗行业三年。这起案件从2024年春节夜班接诊2岁小男孩起，牵扯到漏诊嵌顿性腹股沟斜疝、医院赔偿146万余元、卫健委暂停执业6个月，三层追责全部落地。很多医生看到判决后直呼后背发凉——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？
我身旁有几个朋友也是临床一线，他们私下里说，这件事像一记警钟，把医生心底的恐惧彻底点燃。急诊碰到说腹痛的孩子，哪怕症状再轻微，全套CT、多学科会诊一股脑安排，不是因为患者病情有多复杂，而是怕少检查一项，日后被认定为疏漏。病历里必须留下完整记录，空白的查体记录就是最大的隐患。
过度检查率暴增超四成！全国数据不会说谎
韩杰案判决一出，医疗圈炸锅。最新统计显示，过度检查问题已涉及全国31个省份2876家医疗机构，其中三级医院412家、二级医院1235家、基层医疗机构1229家。某市医疗保障局公开通报一家三级医院在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5月31日期间，存在突出的过度检查行为，涉及30424人次，造成医保基金损失755817.12元。
2025年6月，新华社曝光某肛肠医院过度医疗案例。卫健部门调查卷宗显示，125份医院病例中，113份病例存在过度医疗等问题——包括对未达手术指征的患者实施手术、为有手术禁忌症的患者实施手术。过度医疗率超过90%。国家医保局公开点名7家医疗机构在飞行检查中发现过度诊疗问题，其中5家涉及过度检查，对患者开展的一些检查项目“临床意义不大，浪费医疗资源，增加患者负担”。
这些不是个别现象，而是系统性的“安全竞赛”——谁做的检查多，谁就更“安全”。我看到不少基层医生在群里吐槽，现在看病根本不敢只靠症状判断，得留全套证据。
医生为什么会把检查当成自保？恐惧经济学下的底层逻辑
要理解过度检查为什么会暴增，必须先看医生正在承受什么。一份针对急诊医生的调查显示，66.7%的医生过度检查是因为“害怕漏诊”。42.9%的医生担心医疗纠纷。另一项调查显示，85.8%的医生因担忧发生医疗纠纷，在行医过程中进行过防御性医疗。
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，医疗责任风险是推动过度检查、保守治疗甚至拒诊的重要动因。有学者直言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，“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医生的固定证据、自我保护意识，从而出现对病人的过度检查和用药”。
当一个医生的核心能力不再是“诊断”，而是“留痕”——把所有可能性都纳入检查范围，把所有责任都通过签字转嫁给患者——医疗的本质就已经被扭曲了。有医生总结得干脆利落：“总是去自保，常常去留痕，有时才治病”。
防御性医疗到底害谁？代价远比你想象大
防御性医疗看起来是医生的“自保”，但代价最终落在三个地方。首先是患者的钱包。CT、MRI、全套血检、多学科会诊——每一项检查都有价格标签。过度检查直接推高医疗费用，加重患者负担。患者花了更多的钱，做了一大堆检查，其中相当一部分“临床意义不大”。
第二，患者的健康。过度检查不仅浪费医疗资源，还可能因检查耗时过长挤占抢救窗口。本应花在治疗上的时间，被消耗在等待检查结果上。第三，整个医疗体系的信任。医生和患者本应是同一战壕的战友。但当医生开出的每一张检查单都可能带着“自保”的动机，医患之间的信任就会被一点点侵蚀。
更残酷的是，防御性医疗最残酷的地方在于，它并不要求医生“做坏事”，它只需要医生“做安全的事”。四，医疗资源的浪费。医保基金在承受本不该发生的支出。数据显示，仅过度检查一项，每年造成的医保基金损失就是一个天文数字。
韩杰案的警示：制度逼出医生无奈选择
韩杰案的判决，在惩戒一个医生的同时，也在催生一个更庞大的系统性问题。当“漏诊坐牢”的恐惧压倒“治病救人”的本能，每一个患者都可能成为“防御性医疗”的埋单者。当医生开检查单的唯一目的是“自保”，医疗的核心就不再是“治病”，而是“免责”。这不是医生的错，是制度逼出来的选择。
我希望看到更多医生能大胆开出真正需要的检查，而不是为了留证据多开一堆。医疗的本质应该是温暖的，患者信任建立在真实诊疗之上，而不是害怕诉讼的防御策略。希望行业能尽快回归到“治病救人”这个初心，让每个孩子都能安心看病。
